发挥经济内生力量宏观调控审慎有为

发挥经济内生力量 宏观调控审慎有为

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愈来愈成为“显学”，从高层到百姓，从学界到业界，从国内到国际，无不关切中国经济。　　而定性、定量研判经济形势的机构不断壮大，有国际经济机构，代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国际投行，最负盛名如高盛集团；有国内投行和证券公司，主要国有银行和大型证券公司均有专门研究团队研析宏观经济；有国内智库，如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他们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中坚力量；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高校积极参与宏观经济预测分析，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有自己的预测模型。相较而言，传统智库和高校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立场中立、视野宏观，其政策影响力更强，因而也备受重视。为此，中国经济时报4月下旬选取了5家国内智库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连续刊发。

这组报告相当一致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长期与短期问题交织、周期性与体制性问题共存，要改变以往靠大规模刺激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应发挥市场经济内生力量，在笔者看来，历观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正是我们反思的要义。　　本组报告各有侧重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面临的主要风险，并提出了各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希望读者能从这组报告中见仁见智地研判中国经济形势。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表明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也没有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反弹，这既驳斥了“中国经济崩溃”的悲观论调，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2012年年底所持的“中国下行周期逆转”的观点。　　对于总基调，这组报告均分析认为全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合理区间。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不应将这种预测粗暴地归结为具有官方背景智库的“政治正确”的表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信应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这源自中央政府全面启动的新型城镇化，其可以确保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年均7.5%。　　这组报告按照各自的宏观经济预测分析模型，对全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情况进行了预测，同时，本报整理了其他智库和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的经济预测数据(见表)。然而，宏观经济预测并非“玄学”，将其一一罗列，无意考量哪个更精准，评判孰是孰非，只是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界代表性预期奉献给读者。　　审视经济运行风险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都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短期内，由于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抑制总需求，因此，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依旧是摆在新一届中央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战。　　虽然这组报告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表达了乐观情绪，但是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经济中出现的一些苗头性、趋向性问题。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长加大了违约风险，而且地方政府急剧扩张的举债融资挤占了大量的银行贷款资金，势必挤占独立市场主体尤其是非国有中小微企业的银行贷款额度。　　其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显性化。今年已先后出现信托资金兑付危机和企业债违约事件和银行挤兑风波。如果集中大量出现违约，则可能导致市场信心与情绪急剧变化，轻则使风险溢价明显上升，推高实际利率水平，重则可能导致社会融资量大幅减少，伤害实体经济。　　其三，房地产市场调整分化。与前些年各地住房普遍供不应求、市场热销情况不同，在区域市场持续分化的背景下，不同城市房地产景气程度已出现较大差异。一方面，一二线城市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住房销售量依然保持一定增长，价格也仍在上涨。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整体下滑，部分地方观望情绪上升，特别是一些三四线城市库存水平持续上升，供大于求矛盾日益突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局部地区存在过剩引发楼市崩盘的风险。　　以上风险环环相扣，交互影响。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成交整体下滑，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在日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下，无疑加码了其违约的风险系数，而违约最终可能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其实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引发因素不只地方政府债务，还有信托资金、企业债等在今年均处于偿债高峰。金融风险爆发或债务违约通常都是偶发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而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很快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体制转换的空窗期风险　　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非主流”观点认为，由于中央持续高压反腐，致使腐败作为经济增长润滑剂的作用消弭，相关内容在一些报告中均有所体现。　　厦门大学课题组的报告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举措在短期内直接抑制政府消费，间接抑制企业和居民消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报告专门拿出一个小节来讨论“体制转换的空窗期风险”。该报告认为，从去年开始，新一届政府大力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对过去一些不规范不合规的政府行为进行纠正，堵住了财政支出中的一些“后门”、“斜门”，减少了财政资金的浪费。但建立新的符合实际的规范尚需时日，形成“后门”已关而“正门”未开的体制转换的空窗期，客观上使一些地方政府陷入工作开展无从下手、施展不开拳脚的局面，从而造成了资源利用的另一种低效率。报告还提醒，应注意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反腐的新形势下，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中滋生出的“懒政”、“惰政”等不作为思想苗头。　　加强政策因应　　作为公共政策咨询机构，适时预警风险后，如何提出更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不仅考验其研究功力，也是对其智库作用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考量。　　这组报告主要从具体应对和改革建议入手，即从短期和中长期视角提出了政策建议。　　其一，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具体建议有，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及时拨付预算资金，创新政策性投融资机制。货币政策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灵活性，保持市场流动性，适度提高货币供应增速，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　　其二，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报告认为，我国确实积累了一些财政风险，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增长过快，需要加以控制。一方面要积极遏制债务快速上升的势头，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政策转向过快导致资金链条断裂、风险集中爆发的局面。厦门大学的报告认为，能否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优化其融资结构，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成为下一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报告多数认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内控和风险管理，优化存贷比监管，将部分较为稳定的同业存款纳入一般存款口径进行管理。　　其三，报告均认识到，需要用改革的方式来加快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诸如，继续推进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范围，切实减少和消除政府不必要和不当干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对民资和外资开放服务业市场，缓解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加快推动垄断行业改革，破除行政垄断，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可竞争环节也要引入竞争，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在产业政策方面，特别是治理产能过剩中，加大淘汰高污染、低信用生产者的力度，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损害和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等等。　　因而，宏观政策要对当前经济增长下滑做出适当反应，以支撑市场信心，并对冲可能影响全年增长的风险因素，要适度微调政策，并加快实施一批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提高各项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间的匹配协调性。　　无疑，这是这组报告的核心理念，恰恰亦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盼。　　宏观调控应关注供给侧管理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派通常从“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来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实际上是针对需求侧进行分析。应该看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针对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形而言，一旦实际经济增速攀升至潜在经济增速，投资、出口、消费就会失去效力，此时若想继续挖掘经济的增长潜能，就只能从供给侧想办法了。　　应当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的主色调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虽然我国经济再次下行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是经济结构失衡，劳动力成本上升形成通胀压力，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等供给方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本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学界一直积极呼吁中央应当对宏观调控进行适当调整，由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当前的供给管理主要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个人和企业减负。这不仅指结构性减税，还包括通过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劳动力、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障碍来减轻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通过减负，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和企业劳动、投资、创业、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所以，中国经济时报策划这组报告时特意选取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从供给视角下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改革取向。该报告认为，应该强调供给侧管理，构建需求与供给双向调控是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目标。放松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高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以提高短期增长率；化解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的供给障碍以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率；衔接短期经济运行平稳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在稳增长、保就业的同时，化解制约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深层次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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